[原创]父亲病床边的回忆

十字星 · 发表于 2007-6-17 06:42:00

<span lang="EN-US" style="FONT-SIZE: 14pt; FONT-FAMILY: 仿宋_mso-hansi-font-family:'times new roman'; mso-bidi-font-size: 12.0pt; mso-font-kerning: 1.0pt; mso-bidi-font-family: 'times new roman'; mso-ansi-language: en-us; mso-fareast-language: zh-cn; mso-bidi-language: ar-sa;">父亲——病床边的回忆       （一）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急促地呼吸并不时地咳嗽着，痛苦将他平日端庄的脸极度扭曲。医生在进行着程序性的检查，病房里显得有些乱，母亲无措的神情给本已紧张的空气增加了浓度。    我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病房，对母亲安抚几句后，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，开始了对这意料之中但有些突然的事件做初步的评估，以应对今后的日子。    父亲初步被诊断为肺炎，以他85岁的高龄，患肺炎是一个及其危险的征兆，何况父亲还患有脑血管病和老年痴呆病。    父亲是个很怪的人。这是当我步入中年以后，回忆起父亲的经历和与他一起生活的情形归纳得出的结论。就在住院的前两天，当母亲劝说他上医院就诊的时候，他还发出“你就想给医院送钱”的怪论。父亲在家里说一不二，即使在近几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依然把家庭的财权把得死死的，母亲想买点什么都要请示，不经他的同意是绝对不行的。一个人拄着拐杖到银行取钱，说是取1000元，拿回的却是100元，到银行一问，人家营业员拿出父亲填写的取款单据，上面明明写着100元。脑子早已经不够用了，可权力仍然把握着。像头风烛残年的雄狮，在他统领的狮群里，依然保留余威。    父亲几乎没有朋友，尤其到了老年，自闭倾向严重。在大院里散步，遇到认识的人连个头都不点一下，这点，母亲经常埋怨说“你爸把人都得罪光了，他自己的同事我打个招呼他都烦”。有一次，母亲生病，一女同事带着水果来看望，坐在床边跟母亲聊天儿，父亲过来问道“你知道她得什么病吗”？那人不解：“不是心脏病吗”。父亲道：“你知道是心脏病你还和她聊天？还不走”。那人被轰了去，母亲气得直哭。    医生的检查告一段落，父亲在发烧，肺部有罗音，肾功能萎缩，血压180/90，人处于浅度昏迷状态。吊瓶用上了，监护仪摆在了病床边儿，我和母亲面对着的是一个严峻的现实。    家里的保姆带到了医院，那是春节前请到家里来的。那女人40多岁，没文化，名字也怪怪的，叫个“树娃”。趁着节前大多保姆返乡的机会提高价码，每月要1000元工资。按母亲的意思，左右邻居请的保姆都是800元，我们也不能高了。当时，我只想先有人照顾父母，高点儿就高点儿，过了春节再说，不行再换人，就这样带回了家。现在看来，这保姆还真是找对了，她这辈子除了伺候人，恐怕没做过别的什么，从小带弟弟妹妹，18岁嫁人带自己的仨孩子，孩子大了又出来做保姆，呵，专业就是家庭护理。父亲入院前生活已经不能自理，母亲照顾他有些吃力，树娃来了，母亲轻松了许多。最让人称心的是，树娃照顾老人还真在行，又不忌讳是男病人，擦屎接尿没有一点顾忌，母亲再不提800还是1000了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二）我坐在病床边上，观察着父亲的表情。他时而说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胡话，时而像是若有所思地用混浊的眼神望着天花板，时而又长长地出气。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思维，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处境。连续几天高烧，加上很少进食，已经虚弱得弱不经风，父亲的命运已经不在我手里，甚至不在医生手里，我感到已经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。    保姆树娃虽然已经很尽力了，但母亲仍不放心，围着父亲不停地转，直到实在太累了才坐下来。    为了不使母亲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，我总是提出些话题，力图分散她的注意力。但话题却始终绕不开父亲。    父亲比母亲大10岁。据母亲讲，当时介绍人将父亲介绍给母亲时隐瞒了两岁。那是解放初期的事情，父亲燕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内蒙分社做记者，母亲当时是小学教师，年轻的母亲仰慕既是大学生又是新华社记者的父亲，父亲年轻的时候很英俊，也很有才气，所以对多大了几岁母亲也不太在意了。    父亲与母亲结婚几天后就去了朝鲜，是作为抗美援朝新华社前线记者去的。父亲曾经讲过，他两次从死神手掌中神奇逃出。一次是由于怕美军飞机轰炸，汽车在夜间行进不敢开灯，结果卡车翻到了河里，与他一起去的两个记者当场就死去了，幸好他会水，从车底下爬了出来。另一次是战争快结束了，一次谈判，需要翻译，本来派父亲去，结果另一个记者争着去，没想到汽车半路被地雷炸翻，那个记者替我父亲牺牲了。幸好父亲抗美援朝活着回来了，不然就没我了。    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，父亲由于常年在外采访，偶尔回家一趟，想与儿子亲热一下，其实也就是抱一下，却竟然遭到了我的拒绝，一生气，把我扔到门外的柴禾堆上。母亲说到这儿竟然笑了起来，她一定是想起了几十年前那虽然贫穷但却很温馨的日子。她讲的这个故事，我因为太小，当然不会有记忆。    据母亲说，当时在分社就属我父亲的稿子最多，以致于57年反右成了重点关照的对象。父亲性格孤僻但决不向强势低头，他到北京新华社总社来申诉，申诉的结果是被调到了北京新华社总社，从此，我们一家人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……    主治医生进来了，告诉我们，父亲的化验结果表明，他的肾衰明显，要准备做透析……。 （三） 听到医生讲要透析，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一般常识，透析是肾衰竭病症的治疗办法，而我父亲是因为肺炎住进医院的，怎么会……？我马上来到医生办公室，想弄个明白。医生的表情很严肃，他用了许多专业术语和指标来说明我父亲的病情，中心意思是父亲肾衰，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地步。同时，他给我一张表格，标题是“危重病人通知书”，叫我签字。其实，那通知书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一个恰当的时机给家属，而医生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个时机。     母亲得知后又是一阵伤心，我又是一阵劝慰。     与此同时，医生给父亲下了尿管和鼻饲（音），从此，父亲的进食靠管子，排尿也要靠管子了。到了这般光景，我心里开始有些紧张了。那天，我和母亲很晚才回到家，两人对坐着，没心思做饭吃，也不想睡觉，谈论着父亲的病，商量着以后几天该做的事情，不知不觉地就谈到父亲早年另一次生病的情况。    那是文革时期，父亲已经从新华社调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，在英语系当副主任，倒霉就倒霉在这次调动上。文革最初是学校的红卫兵造反，父亲被扣上了走资派和地主分子的帽子，挨学生的批斗自然不在话下。那时我还小，还懵懵懂懂地参加学校批判老师的运动，忽然有一天，我感到了情况不妙，有个同学骂我是“狗崽子”，并在班上宣扬我父亲是“二外”的走资派，从此，我自然地被划到了另类。    一次，父亲把我拉到他的身边，跟我讲述他被定为地主的原因。那是1948年，父亲大学毕业，到武汉大刚报实习，路过老家，当时我家有80亩地，由管家代管。爷爷已经去世，祖母随大伯在上海，管家见父亲回村，就交我父亲一笔钱，是托我父亲带给祖母的。就是这笔钱被红卫兵称为地租，说我父亲是回乡收租，收租子当然就是地主了。我父亲依据政务院的关于成分划分的政策据理力争，但没用，狂热的红卫兵好不容易抓到条大鱼，怎肯罢休。这样，我父亲成天挂牌子游街、挨批斗，接着就关了“牛棚”。抄我家的时候我正好在屋里睡觉，一帮学生进屋后就翻箱倒柜，把我轰了出去。我躲在对面楼上忐忑不安地张望着，直到学生们押着我父亲走后，我才回了家。父亲当年做记者的手稿被抄走了，连我藏在床铺底下的几块私房钱也不见了。    被邻居的孩子们知道我家被红卫兵抄了，我更感到抬不起头来，再也不愿去参加学校的大批判系列活动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父亲去了河南的干校，从此，我和父亲一别就是好几年。大概是到了71年的一天，父亲从河南干校回来了，我们是在北京站见面的。母亲那天上班，只好我一人去接他。当我见到他时，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身穿一件破棉袄，蓝色裤子上打着白色的补丁，驼着背，头发乱着，牙也掉了几颗，一根扁担挑着个脏兮兮的行李卷，看上去，他苍老了许多。我实在不忍母亲见到他时这个样子，就带他先去理了个发，洗了个澡，然后才回到家。这件事，以后还经常被父亲提起，说我是怕他给我丢人。不久父亲病了，据说是肝硬化，消瘦、大便不成型、身上多处出现蜘蛛痣，按说这是肝硬化的表现，可现在想来，也许是诊断错了。要知道，若是真的患上肝硬化，恐怕早完了……。     我最担心的是母亲的承受力，所以，我引导她到“生老病死是不可逃避的现实”的话题。     第二天，我去了寿衣店……，又隔两天，我去照相馆放大父亲的照片备用。 （四） 父亲病情的发展，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糟，两周后，烧退了。尿毒症的标志性指标——饥肝（音）持续下降。由于每天从鼻孔输入足够的营养，人也有了些精神，给他翻身时他也能给予配合了。     今早到医院，保姆树娃笑着告诉我，父亲夜里忽然唱起了志愿军军歌，逗得相邻的病号和看护人员都乐啦。     父亲其实不怎么会唱歌。父亲曾讲过，文革时，造反派每天要督着他们一伙走资派唱“东方红”和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。起初，父亲跟着哼哼，其实是什么歌词根本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被识破了，罚他去清理猪圈（当时在河南干校），直到后来，“东方红”也没唱明白。           我少年的时候，曾见过他慷慨激昂地唱岳飞的《满江红－怒发冲冠》，估计也就会唱几首老歌。 我见父亲醒了，其实就是昏睡时眼睛睁开的时候。我先请安，然后问道：“爸，你会唱岳飞的《满江红－怒发冲冠》吗？”迟疑了一会儿，父亲用含混的声音唱了起来：“怒发冲冠，凭阑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……”。他唱得断断续续，但歌词几乎没错，当他唱完的时候，在场的人一起鼓掌，父亲没什么特别的表情，过了一会儿，又睡过去了。 （五） 父亲入院已经俩月了，前一个月用“死去活来”形容绝不为过，可后一个月，只能用“煎熬”来做注脚了。“五一” 期间，弟弟从澳洲回来，侄子也回来了，回来看看也算是尽孝了。没几天，又都走了，留下的依然是我和母亲。     时常处于昏睡状态的父亲有保姆树娃全天陪护，我只是下班后到医院请安，然后回家陪母亲。算计着树娃替我看护父亲所付出的劳动价值，我心甘情愿情愿地、隔三差五塞给树娃些钱，维系着这种脆弱的雇佣关系。说实话，若树娃提出不干了，我马上就得抓瞎。     护士说父亲是清醒的，因为他经常唱个歌儿，还与医生用英语对话。在我看来，其实那是假象，是一种潜意识使然。有时，我来到了他的身边他都认不得我，能说是清醒的吗？天天打着吊针，大小便不能自理，这样的日子还将继续下去，或是父亲康复，哪怕是能回家躺着，或是……，不敢想，想也没用，扛着吧。     每每周五晚上，我的那些钓鱼死党电话不断。两个月没敢提钓鱼的事儿，钓鱼属娱乐范畴，家父病重，娱乐的事只能割爱了。     说起钓鱼，启蒙的老师正是我的父亲，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，父亲第一次带我和弟弟去玉渊潭钓鱼，从此我就走上了不归路，成了一个十足的钓鱼迷。     玉渊潭公园，又叫钓鱼台，我小的时候，当地农民的称呼为“北河山儿”。那天父亲高兴，拆下一根蚊帐竿儿，带着我和弟弟就去钓鱼了。在钓鱼的路上，父亲讲，他小的时候，老家房后就是一条河，里面的鱼多的很，他总能钓许多鱼。可我们第一次钓鱼，只钓到一条很小的鱼，现在想起来，也就是一条“船丁鱼”吧，我们用个小桶把那鱼提了回来，那情景在我记忆里太深刻了。     文革开始了，停课了，不用上学了。我跟几个小伙伴就成了玉渊潭的常客，天天去钓鱼。当然，和现在比起来，也不算正经的钓鱼。鱼竿儿是蚊帐竿加扫帚苗子，也就三米来长，钓鱼的线用衲鞋底用的小线，鱼钩、鱼漂倒是在渔具店买的。我们经常钓到的鱼多是 “船丁”，鲫鱼偶尔钓到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钓到一条一斤多重的鲤鱼，回家的时候，挂在鱼竿儿上招摇过市，一路上听那行人赞扬：“看，那小孩钓那么大一条鱼”我听到后得意极了。     前几年，又与父亲提起他带我们第一次钓鱼的事，他说都忘记了。我问：“你想不想去钓鱼”？他说:“钓不到的，白费力气”。我告诉他，有个好地方可以钓到。随后，我们一起去了碧溪垂钓园。那天，我们钓了许多鱼，因为那鱼太容易钓了，父亲好高兴。那是父亲最后一次钓鱼，是我带他去的。    小时候，父亲带我钓鱼，他老了，我又带他钓鱼，两次钓鱼，间隔跨度几十年，凝聚了我们父子的深情，令我经常想起。（六） 昨天，我收到医院第二份病危通知书，病危通知书密密麻麻写着父亲的病情，肾衰、肺衰、心衰……，一共十几项。医生与我的谈话进行了半小时，中心意思是——坚持还是放弃。我将要作出的是心灵倍受折磨的、痛苦的抉择。如果放弃，父亲马上就会离去，如果坚持，插管上呼吸机、血液体外过滤或其他非常的医疗手段将继续折磨父亲，而最终的结果可能依然要离去，只是时间会长一些，我们家人也要陪着遭受更长一段时间的煎熬，从医生的谈话中我感到了，父亲生还的几率极小。我从没这么犹豫过，这真是要命的两难抉择啊。     最终，我决定坚持，选择了极大痛苦与极小生还概率的组合。今天，父亲进了重症监护室（ICU）。     父亲对我一生的影响极大。许多年前，当我的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，是父亲用伟大的爱拯救了我，又是父亲，在我一生最为关键的时刻扭转了我生活的轨迹。     记得我九岁那年，“六一儿童节”我刚加入少先队，没过几天我就生病了，得了肾炎。小孩子不懂事，不晓历害，做父母的急可就大了，现在真的可以想象。家里当时所有的积蓄大概仅120元，都为我花了，我住进了北京的儿童医院。据后来母亲讲，当时我的病情很严重。可我只记得当时撒出的尿都是发红的，红血球和白血球指标都很高。记不得在医院住了多久，病情稍微稳定些就出院了，现在想来恐怕是经济上的拮据，再以后就是父亲每周两次背着我乘公交车去医院。每当化验结果好些，父母就显得很高兴，一旦化验结果不好，父亲的脸就会沉下来，一家人都没了笑脸。     那时刚刚过了“自然灾害”困难时期，凭票证购买的鱼、肉、蛋、糖等都先仅着我吃，全家人都围着我转，可我的病却一直不好。后来听母亲讲，当时有的医生已经给我下了断言“这孩子的病不会好的，拖着吧，顶多几年……”母亲听到后竟失声痛哭。我的父亲却没有放弃，他又带我去护国寺中医院看中医，我开始大碗大碗地喝中药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将近一年时间，我的病居然好了。现在想来，如果当时父亲放弃，或不去拼全力挣扎，我早去应验“黄泉路上无老少”的老话了。     七十年代，中学毕业后我当了粮库的搬运工人，一干就是好几年。77年，国家恢复了高考，工人当中一些文革前的老高中生纷纷报名考学，我当时真的好羡慕，可我仅仅读了初中，而且，我们那时的初中，除了搞大批判就是劳动锻炼，没学多少知识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敢有报考的念头。     清明节后的一天，父亲与我交谈，问及我的工作和业余生活，并语重心长地告诉我“你必须去读书，从现在开始，去准备考学，今年不行还有明年，即使考不上，还可以自学……。     那天的谈话太重要了，也就是从那天开始，我开始复习功课，说的好听叫复习，其实就是用半年的时间学习高中的课程。幸亏我从小语文有些功底，加上玩命儿，那年我竟然奇迹般地考上了大学的文科专业，从此，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     快开学的时候，父亲非要到我的学校去看看，我俩一起乘公交车去了，一路上父亲又跟我讲了许多。我的一生与父亲的关爱至关重要，我不想离开他。 （七） 父亲将离我们而去，现在，他仍然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，他已经进入昏迷状态。医生撤去了血虑，也不再进行抢救，我用难以名状的心情等待着他的离去。     前天，医生郑重地告诉我，抢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继续抢救意味着父亲的生命只能依靠医疗器械和贵重药物维持，而结果是钱尽人亡。     这结果早在我的预料之中。当父亲进到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，我就去了西郊的公墓，为父亲选择了墓穴。     进重症监护室抢救实际上是为了活着的人，是为了母亲，也为了我自己。这回，我才真的体会到，有时候，我们必须做明知没用但必须要做的事情。    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，每当我静下来，就会想起躺在医院、插着鼻饲管和尿管的父亲，想起当年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场景。原本，儿时的回忆应该是美好的，可在父亲病危的当口，越是想起当年父亲严厉、慈爱的面孔，心里越是难过。     父亲是严厉的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从来没有父亲的开怀大笑的情景，只有严肃的表情和认真的说教。他最常用的名言是“棍棍棒棒出孝子”，最常讲的故事是“三娘教子”。他的慈爱表现在他教育子女的执着精神，那年月，没几个家长能象我父亲那样时常陪着儿子读书，并经常提出一些课外的学习要求。     对于小孩子，周日多么想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耍，可父亲的规定是，周日上午写作文，只有下午可以出去玩儿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老师出了个《我的家》为题目的作文，在描述家的位置的那段儿，父亲给加了一句“我的家就在著名的军事博物馆附近”，结果老师在那段话上画了一行红色的圈儿，评语是：这段话表述得非常好……，几十年了，这个情节在我记忆中十分深刻。     小时候，我的功课没得说，班里总是前两名，就是特别贪玩儿。逗蛐蛐、捉蚂蚱、钓鱼这些传统的玩艺儿我都会，官兵捉贼、捉特务、骑马打仗等游戏一玩儿起来就忘乎所以，因此，我经常因为玩儿出了圈儿而挨揍。父亲的严厉真真的体现在棍子上，那是一把鸡毛掸子，枣木把儿的。我挨揍的时候，弟弟总是胆怯地战在一边看着，我经常把“杀鸡吓猴”的成语与当年那情景联系在一起。     记得那年，我费尽心机，好不容易用铜丝编了一个爱不释手的蛐蛐罩子，可那天带弟弟捉蛐蛐回来太晚了，进门就是一顿揍，那蛐蛐罩子被爸一脚给踩扁了，我不是为挨揍，而是为那蛐蛐罩子哭了好一阵儿。     大了一点，我学会了做半导体收音机，因为没钱买电烙铁，就用电热丝做了一把，弟弟好奇，趁我不注意时过去摆弄，由于绝缘做得不好，把他电到了，幸亏我发现及时，切断电源，他的手掌上被电灼击了两个小洞，半晌惊魂未定。当晚，父亲回来，弟弟告状，我又挨了一顿臭揍……。     今天下午，我又去看父亲了，他静静地躺在那儿，我没敢去呼唤他，只是远远地看着。因为我在医生那儿签了字，签字意味着放弃抢救。没人强迫我签字，我又不得不签字，我面对父亲的时候心理承受着折磨。     我默默地为他祈祷，希望他能在不十分痛苦的情况下，安详地离去。

蓝山咖啡 · 发表于 2007-6-17 08:42:00

写的好。

忽悠集团总裁 · 发表于 2007-6-17 08:52:00

真感人`````您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父亲``````````

DA6688 · 发表于 2007-6-17 09:18:00

今天是父亲节，看到你的文章，很受感动。

老道士 · 发表于 2007-6-17 12:12:00

需要帮忙来电话。

悠闲客 · 发表于 2007-6-17 14:19:00

今天是父亲节，可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母亲更伟大。

步悟正业 · 发表于 2007-6-18 09:10:00

父子情真!!!![em27][em27][em27]

登陆 · 发表于 2007-6-18 11:04:00

好父亲

soli · 发表于 2007-6-18 13:21:00

看第二遍了，每一次都很感动，心里酸酸的感觉

aries-zhs · 发表于 2007-6-18 23:05:00

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父亲都是伟大的父亲，祝好人一声平安～～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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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原创]父亲 病床边的回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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